论元散曲家对《史记》人物形象的重塑

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赵望秦，男，陕西临潼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高文智，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D1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史记索隐集注集校”(17FZW005)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史记》研究”。

摘 要：元人首创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咏史怀古散曲，丰富了咏史创作的体裁。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元代散曲作家往往利用再现《史记》中的人、事来倾吐心中的愤激情绪，正话反说，以宣泄个人的无奈，寻求灵魂的出路。元人接受《史记》的咏史怀古散曲，或颠覆性地重新塑造《史记》人物形象；或表达出在畸形社会土壤里产生的苦闷、消极的艺术情感；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既想入世为民请命，又想辞官归隐、保全其身的矛盾心理；又或为展现自家才情而以《史记》中的典型事件为题材而创作散曲，发思古之幽情。

关键词：《史记》；散曲；咏史怀古

元人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接受《史记》的范围和方式更广泛更多样，除传统的诗词外，还有以抒情为主的散曲，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尤其体现在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历史剧和历史小说除以《史记》中的人事物为创作原型、表现题材外，更具新意的是在作品中插引前人吟咏《史记》人物的诗词，既可视作对前代涉及《史记》的诗词作品直接性的接受，亦可看作是对《史记》文本间接性的接受。

从表现形式上讲，元曲包括两种：一种是可在舞台上表演的剧曲，一种是只在宴会等场合有器乐伴唱和无器乐的清唱，即为散曲。元剧曲和元散曲都有包括《史记》在内的历史题材的历史剧、历史小说和咏史怀古散曲，而历史剧、历史小说的研究成果已多。元人首创的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咏史怀古散曲，在咏史创作体裁形式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从而在咏史创作发展史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今人对元代咏史怀古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史记》是中国古代时期首创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记忆都包括无遗，自然是咏史创作的首选素材。而元散曲家接受《史记》的咏史怀古作品，是《史记》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后人研究《史记》有着重要的文学和文献学价值。同时，咏史怀古散曲作为《史记》的接受性成果，对研究咏史怀古散曲与史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传至今日的元人咏史怀古散曲约计250首，其中，涉及《史记》的咏史怀古散曲约有60多首，迄今鲜有专题性的研究，遑论其成果了。元散曲家处在特殊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其作品所具有的时代意义，这在以《史记》人物为原型而颠覆性的重塑形象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

写酒、色、财、气的文学作品很早很多，且已形成一种传统的题材，但多是分散了写，酒是酒，色是色，财是财，气是气。而到了元代文学家手里，则开始作为一种主题予以集中表现。如元杂剧的主要结构及表演形态为４折１楔子，于是以４折来完整地表现一个酒色财气的故事，如马致远的杂剧《邯郸道省悟黄粱梦》第四折剧末道白：“这十八年间酒色财气，你都见了”，“一梦中十八年，见了酒色财气”。又如谷子敬的杂剧《吕洞宾三度城南柳》第４折剧末道白：“你撇了酒色财气，你辞了是非人我。”而在散曲作品中，则以“酒色财气”为题，吟咏为１组４首，从此形成了新的题材风格，且颇具影响，历明、清两代皆有创作，且花样翻新。如明代曲家朱有瞛分别以［北仙吕·西河柳］［北双调·快活年］［双北调·殿前欢］写作３组12首《咏酒色财气》，又如清代曲家颜鼎受以《酒色财气》为题写作两组套曲。其影响不限于文学创作，而及于官方政事应用文写作，如明代陕西关中人雒于仁在万历年间向朝廷奏上封事，尖锐指出“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一斑。而以酒色财气为内容的散曲作品，多为咏古人古事，其中，尤多借用《史记》中的典型人物，使用白描的手法，并以散曲这一创作文体所特有俚语、时语而通俗地揭示酒色财气在历史上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对个体产生的伤害，实则是针对现实社会而借古讽今。但是，元代散曲这一主题表现，却有着不同于明、清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以至于有些散曲家对《史记》人物做出了颠覆性的认识，改变了传统性的评价。如范康［仙吕·寄生草］《酒色财气》之“酒”：“常醉后方何碍，不醉时有甚思。糟醃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蜺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之“气”：“形骸随红尘化，功名向青史标。七英雄事业真堪笑，六豪王踪迹平如扫。两下里争战图前闹。一壁厢淡烟衰草霸王城，一壁厢西风落日高皇庙。”无论是失败的英雄，还是胜利的豪杰，最终，他们的“事业真堪笑”，也都毫无价值可言，只是斗气而已。再如汤式［黄钟·出队子］《酒色财气》之“气”：“图王争帝，半乾坤心未已。鸿门会上失兵机，直杀得溅阴陵后悔迟。气，则为你断送了英雄楚项籍。”无论是写《史记》中的具体个人，还是写《史记》中的整体群雄，都弥漫着浓厚的历史虚幻的色彩。如此灰色的艺术基调，是在畸形社会的土壤里产生的，是与元代读书人从宋代的人上人变成了人下人而被抛入社会底层，在现实社会难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命运有关。元代是一个重商重武的社会，重商乃为了军事费用，重武乃为了维护统治，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以至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了“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八娼、九儒、十丐”的台词，反映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不如娼妓，比要饭的仅高一点，真正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是由滑稽演员在舞台上即兴表演时说的讽刺性戏词，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文献可稽。可是，这些戏剧台词无疑是潜在地反映了当时一种社会现象，即一种没有写在纸上的不成文法。所以，不得志的读书人利用再现《史记》人物来倾吐心中的愤激情绪，正话反说，以宣泄个人的无奈，寻求灵魂的出路。尤其在对屈原和陶渊明的描写上，表现出与传统评价迥然不同的是非观点。历来推崇为忠君爱国的榜样屈原，被看作不识时务者。“不醉时”就要保持清醒，保持清醒便直面恶势力，永不妥协，就是一种“不适时”而为“非”了。“常醉后”的陶渊明，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就漠视古今世事，于是“糟醃”了“功名”“醅渰”了“兴亡”“曲埋”了豪情壮志，只求个人的闲适，这才是元散曲家认同的“知音”。这似乎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实则反映出对社会现实极度不满的反讽心理。对项羽的失败看法，也不同于史家们总结的各种原因，而是一个“气”字使然。因斗气，已有了半壁江山还嫌不够，一定要使气争胜，以致“图王争帝”不成，却落得“断送了卿卿性命”。这似乎将英雄成败归结为使气斗气的个性，实则反映了对社会现实中的勾心斗角的调侃心理。

钟嗣成的［双调·清江引］组曲１０首，虽没标明“酒色财气”的题目，但在内容上却借《史记》人物吟咏了酒色财气。其一：“採薇首阳空忍饥，枉了争闲气。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其三：“五湖去来越范蠡，甘作烟波计”。其四：“楚狂接舆歌凤兮，见人忙回避”。其七：“古今尽成闲是非，翻覆兴和废。体夸韩信功，谩说陈平智”。其九：“道人淡然心似灰，酒色俱无意”。其十：“利名假饶争到底，争得成何济？谁为刎颈交？那得安窠计？”这10首曲子的末句都总结为“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以《史记》人物的或正面或反面举止为喻，高洁之士伯夷、叔齐为“争闲气”而饿死首阳山，这种“高洁之士”的名头不要也罢；“接舆歌凤兮”用来讽刺孔子周游列国、兜售个人观点的不合时宜，处处碰壁，这种“凤兮”的名头不要也罢；韩信的战功，陈平的智计，最终都成了“闲是非”，这“功”和“智”的名头不要也罢；廉颇与蔺相如、张耳与陈余始为生死不渝的“刎颈之交”，到头来，还不是争名争利，成何友谊？这“刎颈之交”的名头不要也罢。而范蠡的功成身退、避世远祸，老子的心似死灰、绝意酒色，才是人世的“稳便处”。这难道是曲家们对建功立业于当代、名垂青史于后世而“闲坐地”式的毫不动心？这种不符合古代读书人的普遍思想是特殊时代和社会造成的特殊认识和畸形心理，即元代读书人理想已成泡影、抱负难以实现的一种看空一切的反映。

二

在元散曲家中，不仅以“酒色财气”为主题的作品表现出这样一种心理，而且，在一些尊崇儒家积极入世信条，具有社会责任感，在当世已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的散曲作家，其咏史怀古散曲也渗透着灰色的艺术基调，充分反映出他们双重性格、两面人生的特征，以卢挚、张养浩等为典型代表。他们一边担任要职，为民请命，积极实施各项善政，又一边唱着归隐曲，吟着辞官调，高声呐喊“不如归去”。如卢挚以［双调·蟾宫曲］为吟唱调式，以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和历史上的名胜遗迹为吟咏内容，一气呵成，创作了二十余首咏史怀古散曲，既有真人真事，也有从虚构而逐渐演化为看似实有的传说人物，如西施、巫娥、商女等。其中，多有描写《史记》人物事迹的作品，叙事颇简，抒情特浓，而议论则寓于叙事、抒情之中，借古人古事抒发个人的情怀，及时放纵山林、远祸养生成为主旋律。《西施》一曲：“不隄防越国兵来，吴王塚残阳暮霭，伍员坟老树苍苔。范蠡贤哉，社稷功成，烟水船开。”《吴门怀古》一曲：“谁种下吴宫祸胎，苎萝山华鸟飞来。伏节英才，倾国佳人，几度尘埃。”《咸阳怀古》一曲：“对关河今古苍茫，甚一笑骊山，一炬阿房。”吴王夫差、周幽王、秦始皇都是贪女色、崇奢侈、逆忠言、惹祸端，最终落得国破身亡，岂如范蠡一样的有远见，功成身退，泛游湖上，徜徉山林来得自由、安全。尤其是在《颍川怀古》一曲中唱出了其心曲：“笑邯郸奇货难居，似帷幄功成，身退谁欤，颍水车流，崧丘西去，临眺踌躇。记游宦三州故都，尽龙门风物何如。吾爱吾庐，欲倩林泉，纳下樵渔。”吕不韦和张良对照，同样是功成，一个是贪权不已，不识祸机；一个是淡视权力，早识祸机，而其结局大不相同。这引人反思，不如像陶渊明一样的归隐为好。这一类散曲作品，尤其以张养浩的创作可作为典范。其［双调·庆东原］曲唱道：“海来阔风波内，山般高尘土中，整做了三个十年梦。”张养浩从任学正始，至辞职归隐，前先在官场有30年，既担当过高官，享受厚禄，又饱尝过风险，遭遇挫折，而这支曲子的这３句曲词，就是这种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但是，他在辞去高官而退隐田园多年后的“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邻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其一生都在践行儒家兼济天下的可贵精神。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士大夫，创作的咏史怀古散曲，尽是借古人以自喻自诫。如［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一连举出《史记》中的有名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那一个不遇灾难”，表明在官场上求得自身安全，反倒是不安全，若要得到自身的安全，只有学陶渊明的样子，辞官归隐，“逍遥散诞”。表现了张养浩在做官与引退、兼济与独善之间徘徊的矛盾心理。［双调·折桂令］组曲之三：“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此下即举了《史记》中的６位显赫一时的悲剧人物伍子胥、屈原、韩信、萧何、晁错、李广后唱叹：“仔细寻思，都不如一叶扁舟。”像范蠡似的功成身退，驾一叶扁舟，泛游五湖，无需留恋功名，方得善终。［中吕·山坡羊］先是述怀的一组10首抒情散曲，后是叙事兼议论的一组９首咏史怀古散曲，为历来传诵的名篇。其中的９首咏史怀古散曲，涉及《史记》的就有５首，尤其《沔池怀古》２首，是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蔺相如一生中两大壮举之一的“完璧归赵”为素材而创作成的。张养浩一反从司马迁以来即大加颂扬蔺相如在沔池会上因大无畏举动而使得赵王免受秦王侮辱的传统论调，却认为其所作所为是可笑的，是粗疏、不自量力的，是仅“凭血气”的一时冲动，完全不顾及这种行为会给赵王及其赵国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即不仅会丢了自家性命，在“座间诛谬汝”，而且，更会使国君送死，百姓亡家，“君，干送了；民，干送了”，“欲凭血气为伊、吕”，却借着取得像殷商时伊尹、西周时吕望一样的功臣名誉的一己私心，怎么负担得起国破家亡的重大责任！如此大胆直率的翻案之论，即使与喜欢在咏史作品中进行翻案的杜牧、王安石等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

元代统治者还将各族群分成４个等级。所谓“人分四等”，是以民族身份为标志，以活动地域为界限，即生活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生活于西域各部落民族即统称色目人，生活于北方中原地区及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各民族即统称汉人，生活于原南宋王朝统治下的民族为南人。而前文讲到的“人分十等”是以从事职业分的，而“人分四等”是以民族身份分的。在这种政策下，蒙古人、色目人优人一等，在政治上占据着绝对权力，这只要浏览一下《元史》中的传主多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即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元曲家中的汉人、南人无论其是否有功名、是否取得政治地位，都有遭受歧视的切身之痛，在散曲创作中透出古事虚幻、今事无常，以史喻今、隐世避祸的伤痛情调是可理解的。但是，一些出身蒙古人、色目人的散曲作家在创作中也沉吟着灰色的调子，如西域畏兀尔人贯云石、蒙古人阿鲁威、西域回鹘人薛昂夫等，祖、父都是达官贵人，王公爵位，凭着特殊的先天出身，又承祖、父之荫，在社会上自是一番春风得意，或为地方大僚，或为朝廷高官，可是在咏史怀古的散曲创作中却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荣耀是虚幻的，人生是无常的，遂叹世而退隐。贯云石［双调·殿前欢］之一：“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奈，总对天开。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是我，我是酸斋。”之二：“楚怀王，忠臣跳入汩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贯云石自号酸斋。前一曲钦羡陶渊明的“归去”，“功名”与我酸斋何干。后一曲“笑你个”屈原倔强做“忠臣”，结果是“你污沧浪”。忠臣不仅不可为，若勉强为之，显得可悲可笑。也表现出屈非陶是、避世远祸的反常心理。而薛昂夫的咏史怀古之作则为更甚，吟咏《史记》中的人物，以嘲讽、调侃的笔调，正话反说，借古事古人以抒发情怀，散发着浓厚的英雄无用、忠臣可哀的思想，从而表现出看透世事、明哲保身的退隐情绪。如在楚、汉战争时“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的刘邦，却在大汉王朝建立后，“《大风》，也得文章用。却教猛士叹良弓，多了游云梦。”既擒杀功臣，又何必再唱《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实则伪游云梦之计，就是多余的。擒杀功臣的行为，本是想要稳固刘家江山，却冷不防其最亲近、最相信的“后宫、外宗，险把炎刘并”。“伍员，报亲，多了鞭君忿。可怜悬首在东门，不见包胥恨”。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即使僭越了做臣子的本分，也不怕世人的议论，对楚平王挖坟刨尸，鞭抽三百，何等气慨！却最终落得悬挂头颅于姑苏城东门，死不瞑目，眼睁睁看着越国军队破了都城，灭了吴国。又如：“叔孙，讨论，早定君臣分……武臣，勇人，也被书生困。”叔孙通为大汉制定礼仪，自此，多少建立武功的臣子受辱蒙困。而咏韩信的两支曲子，颇不同于传统的认识，大胆地摆出自己的看法。［中吕·朝天曲］之六：“假王，气昂，跨下羞都忘。提牌不过一中郎，漂母曾相饷。蒯彻名言，将军将强，良弓不早藏。未央，法场，险似坛台上。”［双调·湘妃怨］《韩信》：“已挂了齐王印，不撑开范蠡船，子房公身退何曾缠。不思保全，不防未然，刬地据位专权。岂不闻自古太平时，不许将军见。”假王韩信“气昂”一时，“专权”一国，既忘了当年顽劣少年的“跨下羞”，也忘了当年“漂母”曾予施饭，又“不思保全”，还不学范蠡的泛舟五湖、张良的功名成就后即可“身退”，在“太平”时，藏起“良弓”，却一味地“据位专权”，终究在“未央”宫中“法场”上了结了可悲而可伤、可哀而可怜的性命。笔致尖刻、喻意深婉，在寄寓着莫大同情的叹息声中隐含着不无咎由自取的一丝嘲讽。本来为元朝建功立业，就是蒙古人、色目人的天然责任，而贯云石、薛昂夫等人都为元朝贵胄，却口口声声说建功立业有害，避退世事有益，岂不是消极对抗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朝廷！这种看似取得高官地位而唱着退隐曲与中原那些人一样的双重性格，两面人生，但在感情上和中原知识分子士大夫真实思想是不同的。中原人是出于切肤之痛，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的人只是在创作中受到中原散曲家的影响而多少有点鹦鹉学舌的嫌疑，出自肤浅之情，没有亲身痛感，而在心灵寄托上，多少有点无病呻吟的意味。但是，这些出身少数民族散曲家的作品，不仅标志着元代接受《史记》的广泛性，而且也接受中原人创作咏史怀古散曲的艺术基调，不过，在思想内容上有精到的见解，而在吟咏《史记》人物时，颇能独抒己见。

四

今传元散曲作品最多的是张可久，有800多首，大多是短小精致的小令，其中，咏史怀古题材的作品虽与作品的总数比较而言，不算很多，大约有40首，但是，在散曲创作发展史上，横向上罕有能比拟者，纵向上鲜有能媲美者。他的咏史怀古散曲创作，自有其独到的艺术特色，主要吟咏古时一人一事的作品甚少，大都是泛咏跨越历史朝代的多人多事，上下千年，相互勾连，对比关照，一气呵成。按，咏史怀古散曲和咏史怀古诗、咏史怀古词的体制一样，是集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以叙事为主。但张可久的咏史怀古散曲，却是抒情的意味多于叙事的成份，浓于议论，不粘着于具体史事，在轻轻带过的笔墨中，浓墨重彩地抒发情感。张可久终其一生，高才不遇，大志难展，沉迹下僚，落魄失意，自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感到郁闷，也就难免在散曲中抒发苦闷，但又不同于大部分元代散曲家的语言尖刻、语气激昂、热嘲冷讽、正话反说，而是用语平缓、用词温和，在平和的语调中，幽幽地透出一股深沉之怨、惆怅之意、无奈之情，一股读书人的不平则鸣之气，读后余意缭绕，回味无穷，更具有艺术张力。如［双调·折桂令］《读史有感》之一：“剑空弹月下高歌，说到知音，自古无多。白发萧疏，青灯寂寞，老子婆娑。故纸上前贤坎坷，醉乡中壮士磨跎。富贵由他，漫想廉颇，谁效常何。”之二：“沧浪可以濯缨，叹千里波波，两鬓星星。遁迹林泉，甘心畎田，罢念功名。青门外芸瓜邵平，白云边垂钓严陵。潮落沙汀，月转林坰，午醉方醒。”这两曲子写《史记》中的几位人物，其事迹都一笔带过，点出事由，而着重于抒发读史后的感受。孟尝君的门下客冯谖不停地弹剑高歌，是由于不被重视而“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廉颇是赵国名将，赵王轻信秦国间谍之言，被罢免兵权，流落于魏国。后来，赵国屡次受到秦国攻击，于是“赵王思复得廉颇”，派人前去联系，“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廉颇当着使者的面吃了１斗米，10斤肉，“被甲上马”，以显示自己能带兵作战。由于使者事先受到贿赂，返回赵国后报告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又一次轻信谗言，不再召用。常何是唐太宗时的将军，举荐穷书生马周，使其得到唐太宗赏识，才能够大展其宏图，官至宰相。而今既无知音，又无伯乐，却安于时命，不怨天，不尤人，“甘心畎田，罢念功名”，以汉时的邵平、严光为榜样，做一个“午醉方醒”的高蹈远行的隐士。若细细品味，以古人喻自身的意味十足，可体悟出张可久对其才华是颇为自负的，只是奈何时运不济，无法展示。［双调·湘妃怨］《怀古》一曲：“秋风远塞皂雕旗，明月高台金凤杯。红妆肯为苍生计，女妖娆能有几？两蛾千古光辉。汉和番昭君去，越吞吴西子归，战马空肥。”笔致平淡而寄寓深情。养战马是为了战斗，为了保家卫国，可是“战马空肥”，闲置不用，徒然长膘。“战马空肥”这４字，不骂而骂，骂尽那些平时贪食厚禄，有事则毫无作为、胆小怯战的将相大臣，哪有“为苍生计”的两位女子牺牲个人、成全百姓的宽阔胸怀和勇敢行为。既对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妇女命运表示同情，又对妇女的爱国情怀表示崇敬，而唱出了可歌可泣的最强音。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吕·卖花声］《怀古》之二中，将古人的命运结局、百姓的悲惨生活和个人的仰天长叹有机地融入一曲：“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叹息个人的世运不济，生活在“读书人”无用的时代，只能看着百姓受苦而只能表示同情而已。这两支曲子的艺术表现：于史事在大处着笔而不粘着，于抒情则浓墨重彩而不愤激，于议论却轻描淡写而用意深远。

五

在元人咏史怀古曲中，也有以《史记》人事为题材而创作发思古之幽情的作品，为展现个人的才情而描写古人古事，如王伯成的［船涉调·哨遍］《项羽自刎》套数由13支曲子组成，自垓下围困而开始，中经四面楚歌、虞姬惨死、杀退五侯、误入阴陵、乌江自刎而结束，激战场面详细铺排，情节多有敷演，细节多有虚构，但在符合《史记》记事的前提下，依循事件发生的必然脉络，联想当日言行的必然趋势，一层层地增饰合情合理、具体入微的情节、细节描写，更突出了一位英雄叱咤一世、丧气一时又悲愤又悲壮的形象，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这套套数，除过直接接受《史记·项羽本纪》而塑造悲剧人物形象外，还接受了唐代诗人胡曾吟咏项羽的七言绝句，巧妙化入，融合无痕。“争帝图王势已倾。军逐，因寻江路，误入阴陵”“丧八千子弟无踪影。羞归西楚亲求救，耻向东吴再起兵”。胡曾依据《史记·项羽本纪》创作了《乌江》一诗：“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王伯成巧妙化用胡曾之诗，这是对《史记》的间接性接受。

杨维桢是元代文学的殿军人物，其创作的［双调·夜行船］《吊古》套数也是发思古之幽情，感叹物是人非，当年的争王争霸到头来一场空，唯余遗迹供后人凭吊。以７支曲子组成一套，以《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越王勾践及历史传说的由虚到实的人物西施为主要描写对象，旁及奸臣伯嚭、忠臣伍子胥和功成身退的范蠡等人物，从越王复仇写起，到吴国覆亡的过程。首曲就发出长叹：“霸业艰危，叹吴王端为。苎罗西子，倾城处，妆出捧心娇媚。奢侈，玉液金茎，宝凤雕龙，银鱼丝鲙。游戏，沉溺在翠红乡，忘却卧薪滋味。”这里的“忘却卧薪滋味”，不是指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而是指吴王阖庐被越军射中，负伤而亡，临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杨维桢用移花接木的艺术手法，突出吴王夫差在复仇成功后，便因中了越国的美人计而沉溺女色，为之“奢侈”“游戏”，忘记复仇过程的艰辛，最终导致吴国的败亡。第二首曲子以简练的语言、紧凑的笔法、凝缩的史事描写了勾践报仇的过程：“乘机，勾践雄徒。聚干戈，要雪会稽羞耻。怀奸计，越赂私通伯嚭。谁知，忠谏不听，剑赐属镂，灵胥空死。狼狈，不想道请行成，北面称臣不许。”于是，越王勾践乘吴王夫差“沉溺在翠红乡”的机会，又使出金钱收买的“奸计”，离间了吴国的君臣，使得吴王“忠谏不听”，导致吴国败亡之后，吴王向越王“称臣”而想要活命，苟且偷生，都未允许，落得个国破身亡的可悲下场。接着以４支曲子就此史事抒情、议论：“堪悲，身国俱亡”“问铜沟月明，美人何处”“动情的，只见绿树黄鹂，寂寂怨谁无语”“空遗旧迹，走狗斗鸡，想当年僣祭，望郊台凄凉云树”“黍离故墟，过客伤悲”。反复唱叹，感人至深。想当年，吴王取得霸主地位，超越身份举行了天子才能举行的祭礼，何等辉煌！转眼间把亲手取得的，又亲手毁掉，祭天的“郊台”犹在，唯余“凄凉云树”，使人唏嘘！然而，越王勾践虽争得最终的胜利，这又能怎样？还不是仅仅剩下供后人凭吊的荒凉遗迹，最后一支曲子吟咏道：“越王百计吞吴地，归去层台高起，只今亦是鹧鸪飞处。”这支套数的末尾曲子化用甚至径用李白《越中览古》中的诗句：“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可见元散曲家不仅直接接受《史记》以创作咏史怀古散曲，而且，还间接接受前人以《史记》为描写对象而创作的艺术作品，接受其中的思想观点，这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元代的咏史怀古散曲中，有许多不被文献记载姓名的无名氏作品，也同样在艺术基调上的表现是灰色的，在思想感情上的呈现是消极的。如［中吕·红绣鞋］中写项羽、刘邦、韩信的３支曲子：“楚霸王休夸勇烈，汉高皇莫说豪杰。一个举鼎拔山一个斩白蛇，汉陵残月照，楚庙暮云遮，二英雄何处也。”“搬兴废东生玉兔，识荣枯西坠金乌。富贵荣华待何如？斩白蛇、高祖胜，举鼎霸王输，都做了北邙山下土。”“韩信机谋枉用，项羽争战天功。一般潇洒月明中，霸王刎乌江岸，韩侯斩未央宫，做了北邙山下土。”东汉、北魏时期，朝堂上的达宦贵人死后多埋葬在今河南洛阳的北邙山，后来就被用作死亡和坟墓的代名词。无论是生前多么英勇、聪明的人，还是争胜了争败了的人，最终都逃不脱埋尸“北邙山下”，变成白骨，化成粪土。这是受到压抑太久太重的一般读书人的反常心理，看不到前途，看不见希望，于是以灰暗的眼色、落寞的心情来对待古人，认识历史，从而在表现历史人物的咏史怀古散曲中被折射，同时，也证明了元代人接受《史记》的普遍程度。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编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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